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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虎文化

巴尔虎蒙古族发展史

作者: 来源: 日期:2014-10-11 23:11:31 人气:287 评论:0 标签:

1)名称

A:分布

巴尔虎的主体在呼伦贝尔,另外在辽宁、吉林、黑龙江、新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及赤峰市等地均有分布。巴尔虎人居住的巴尔虎三旗,是中国、蒙古、俄罗斯三国交界的“金三角”地区。

B:名称溯源

历史上,巴尔虎的古称“拔野古”,最早见于著名的突厥阙特勤碑

备注:《隋书》称之为拔野固,《新唐书》和《旧唐书》等称之为拔野古拔也古等。《元史》称之为“/又儿浑、《蒙古秘史》称之为“/又儿忽、《史集》等称之为巴儿古惕。明代的各种史料称之为把儿护巴尔古巴儿勿巴尔户巴尔郭把儿勿、/又儿谷……八耳谷等。巴尔虎在清初的各种汉文史料中,亦曾被称为巴儿呼巴尔忽等。

C: “巴尔虎”名称浅析

“巴尔虎”作为一个著名的部族名和地名,历史上曾泛指两个地区:一是指贝加尔湖以东的“巴儿古真河”一带;二是指大兴安岭以西的呼伦贝尔地区,现在则主要指巴尔虎三旗(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和陈巴尔虎旗)

关于巴尔虎名称的由来,历来就是一个世人非常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以居地得名说”和“以人名得名说”两种说法:

“以居地得名说”

此说主要来源于《多桑蒙古史》和《史集》,认为“巴尔虎”得名于贝加尔湖附近的“巴儿忽真脱古木”地区。《多桑蒙古史》在谈到忽里、忽阿刺失、不里牙惕三部时称:“上三部因居薛灵哥河外,皆名巴儿忽惕,其地因名巴儿忽真隘。”拉施特的《史集》亦称:“他们被称为巴儿忽惕,是由于他们的营地和住所位于薛灵哥彼岸,在住有蒙古人并被称巴儿忽真一一脱窟木地区的极边。”《元史》称“脱古木”也作“脱古门”,蒙古语意为“窄”。所以,“巴儿忽真脱古木”在有些史籍上也作“巴儿忽真隘”。由此看来,巴儿忽真隘地区系因有巴尔忽真水而得地名,而古巴尔虎人则因其活动于巴儿忽真隘地区,所以才被称为“巴尔虎”。受此影响,《黑龙江志稿》亦称:“巴尔虎,本地名,因以名族名,又作巴尔呼、巴尔忽,即《元码史》‘巴尔虎真也’。”

“以人名得名说”

是巴尔虎人自己的史学家和史学爱好者的看法,认为“巴尔虎”一词得名于巴尔虎的先人“巴尔虎代巴特尔”。“巴特尔”是古代蒙古社会的一种尊称,因此“巴尔虎代巴特尔”也可简称“巴尔虎代”。所有的巴尔虎人(包括分居在中国、俄罗斯和蒙古国的巴尔虎人)都毫不例外地认为:他们源于他们的共同的祖先一一“巴尔虎代”。“巴尔虎代”的后人以他为自豪并逐渐将人名演变为全部族的名称。“以居地得名说”过去虽然曾占主导地位并流

传较广、影响较大,但细推敲有着明显的不妥之地。在贝加尔湖附近有许多与巴尔虎人有关的地名,如“巴尔古津河”及“巴尔古津山”、“巴尔古惕穆和屯”(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8册《乌里雅苏台》一图)等,这些地名的显然是因为巴尔虎人在此活动而得名的,就像后来巴尔虎移居呼伦贝尔,呼伦贝尔又称“巴尔虎”一样。此类例子在别处也可以见到,如巴尔虎在清初被编人满洲八旗之后,在东北锦州、沈阳、齐齐哈尔等驻防地,曾留下“巴尔虎门”、“巴尔虎营子”和“巴尔虎屯”等地名。

“巴尔虎”一词得名于人名,再由人名演变为氏族名,然后再由族名命名居住地的大山、河流和草原。贝加尔湖一带的巴儿古津河等得名是如此,呼伦贝尔又称“巴尔虎”也是如此,这也符合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素有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之习俗。因此,巴尔虎得名于巴尔虎人的男祖先“巴尔虎代巴特尔”,这种说法是比较可信的。

中世纪蒙古人的习惯一般是在人名前冠以他所出身的氏族,并在氏族后面加上“台”()、“真”(津或斤),藉以表示性别。因此,《蒙古秘史》中

:“巴尔忽歹蔑儿干之女,名巴儿忽真豁阿者。”即巴儿忽的男子称巴儿忽歹,巴儿忽的女子称巴儿忽真,而巴儿忽惕的“惕”字,是蒙古语的复数形

式。由此看来,“巴儿忽真”、“巴JL忽歹”、“巴儿忽惕”等,都可以看作是“巴尔虎”一词的派生词,是“巴尔虎”的后缀形式。由此可见,“巴儿忽真”这个名词最初出现的时候,极有可能是一个男人的名字,而不是部落名称。据考证“拔野古”的“古”字,意为“江河”之意。有了以上关于“巴儿忽真脱古木”的众多解释后,则可以认为“巴儿忽真”是一个男人的名这个男人就是巴尔虎人传说中的男始祖“巴尔代巴特尔”。在此之后“巴儿忽真”的子孙们以的名字命名部落名,因而才有“巴儿忽”这个落名称,而不是标志着“巴儿忽真”出身于巴忽部落。由此可见巴尔虎成为部落名称应是自称是随着部落的逐渐形成而自我选择的结果。巴尔虎一词解释为“住在富有的江边平川的人们”或“江边人”。

D:名称使用:

1732(雍正十年)陈巴尔虎编人“索伦八旗”定居呼伦贝尔,及1732(雍正十二年)成立“新巴尔虎八旗”以来,“巴尔虎”一词才作为一个规范性的固定称呼延续下来,并相沿至今。

(2)族源传说

A:天鹅传说

源起:巴尔虎人将天鹅认定为自己的始祖母,这是与古巴尔虎人生活的环境有密切的关系。贝加尔湖及周围地区向来是鸟类生育的乐园,是百鸟的故乡。这里湖泊密布、河川若网,夏季日照时间长、春秋天不燥热,多雨湿润,为各种留鸟及远方候鸟提供了充沛的食物和生育后代、避暑栖息的乐土。水禽栖息的水面,仙女洗浴的池水,鸟类参与了创造人类的伟大活动,这些都与萨满教的宇宙神话及以鸟为象征的生育神话是相一致的。

这个优美的天鹅处女型的神话故事,无疑是带有鲜明图腾色彩的,它不仅告诉我们人类与天鹅之间的爱情关系(关于这一点在世界范围内的有关天鹅的主题都是共同的),同时它还告诉我们另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白天鹅是巴尔虎人的保护神和始祖母。“巴尔虎代巴特尔和天鹅始祖母”的神话传说作为巴尔虎先民的早期精神产品,具有儿童般的天真和古朴的格调,保持着永久的神奇魅力,至今仍闪烁着迷人的光辉。巴尔虎的古代先民无疑是这个神话的集体创作者,其后才在部落和各氏族之间口口相传、代代相传,并不断加工和注人新的内容。从巴尔虎已有2000多年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看,可以推断“巴尔虎代巴特尔天鹅始祖母”的神话传说,无疑已经历了千百年以上的传播时间。在该神话传播的过程中,依据巴尔虎历史的脉络和发展过程,大约有以下几类人员对该神话的传播和改造起了显著作用,如巫师萨满、氏族长老、说唱艺人、民间作家等等。萨满是巴尔虎氏族社会最早的文化人和宗教职业者,因当时尚无作复杂记事用的文字,神话全凭口诵耳记的方式传播,而萨满做法时把神话与原始宗教柔和在一起时便承担着这一任务。随着文明的发展和文字的出现,说唱艺人、善于辞令者和民间作家出现了,他们常常自民间采风,把流行的神话编成歌曲、颂词等,以便在祭祀时颂扬神的功德,在婚礼时歌之以娱乐,使神话在不同的社会场合流传开来。

B:祖先传说

巴尔虎人是“巴尔虎代巴特尔”与天鹅变成的妻子的后代,这个优美的神话作为人类童年时代辉煌的遗留物,反映了古巴尔虎人对外在世界和人类自身的认识。由于巴尔虎人过去没有文字,千百年来这个优美的神话一直靠口耳相传,保留在巴尔虎人和他们的近亲布里亚特人的记忆中并世代相传着。正因为如此该神话更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成为人们研究和追踪巴尔虎历史源头的重要对象。从这个传说中反映出来的巴尔虎人只知道其男祖先的名字,而不知道其女祖先的名字来看,可以认定巴尔虎人记忆中最早的始祖产生于父系时代。

在“天鹅始祖母的神话传说”中,白天鹅的后代不仅仅是图腾动物所生或所变,而是学术界所认为的父系氏族社会的产物—由图腾动物与某男子婚配。这是适应于父系氏族社会的婚姻特点的。在巴尔虎人和布里亚特人写的关于自己民族形成的传说中均有此类的记载,如呼伦贝尔的布里亚特史学家宝敦古德·阿毕德在其编写的《布里亚特蒙古简史》中就有此类描述。由于这个传说的缘故,巴尔虎人和布里亚特人过去有见天鹅从蒙古包顶飞过就向它泼洒鲜奶的习惯,时至今日也从来没有一个巴尔虎人伤害过野外的天鹅。

古代巴尔虎和布里亚特萨满跳神时的唱词中,也有“天鹅的后代,白桦树拴马杆的人”这句话,看来都和这个神话有关。巴尔虎人祭敖包时每人要扛来一根新柳树枝条插在敖包上,便是由过去祭敖包时要献上一根能和天鹅始祖母沟通的桦树神杆演变过来的习俗。

“巴尔虎代巴特尔”和天鹅变成的少女成婚的传说,其实反映了远古时期.人们在氏族初创之后实行族外婚以及抢亲的遗俗。在远古时期的古巴尔虎人心中,贝加尔湖是可以孕育万物的圣湖。因此,在这样的地方产生“巴尔虎代巴特尔与天鹅始祖母”的传说,也就不足为奇了。

巴尔虎人自从贝加尔湖畔起源后,始终是愿意环湖而居的,就像孩子不愿离开母亲一样。从贝加尔湖到呼伦湖,又从呼伦湖到青海湖,再从青海湖重归呼伦湖畔,这些大湖无疑也成了巴尔虎人崇拜的圣湖。这种“人鹅相配”的故事流传十分广泛,新疆蒙古人中也有将白天鹅视为祖先之说。蒙古高原曾有许多民族或部落将白天鹅作为吉祥的象征,甚至奉为神鸟或“翁兖”(神灵劝口以祭祀。因此,男人在饮酒时看见本氏族的图腾动物从天上飞过时,必须向它洒酒致敬;女人在挤奶时看到本氏族的图腾动物从天上飞过,则要向其挥洒奶子,嘴里发出“哟!!”的声音,以示敬意。他们对天鹅的崇拜以及禁捕、禁杀、禁食的严格禁忌习俗,便是把天鹅作为祖先图腾神话从远古一直沿袭下来的结果。在著名的巴尔虎史诗《阿拉坦嘎鲁》或《阿拉坦嘎鲁乎》(意为“神圣的天鹅”或“圣洁的天鹅之子”)的名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天鹅崇拜的痕迹。

“巴尔虎代巴特尔与天鹅始祖母”的传说,就其内容而言无疑是一个人类起源的故事,和中国历史上传说的“女锅造人”的故事相似。从“巴尔虎代巴特尔与天鹅始祖母”这个传说看,天鹅不仅创造了人类是人类的创造之神,而且是人类的婚姻之神,她和“巴尔虎代巴特尔”婚配后使人类得以繁衍,她的11个儿子及其后代便是例证。天鹅母亲的光辉形象同时还说明,她就是巴尔虎人的开天辟地之神,她就是远古万物世界的化育者,她的事迹像折光镜一样反映着母系氏族社会的残留痕迹,表现了妇女在人类社会的那一重要阶段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认定了巴尔虎的男始祖“巴尔虎代巴特尔”产生于父系氏族社会,也就可以将巴尔虎人形成的最早历史定位于4000年前。虽然我们依据“巴尔虎代巴特尔与天鹅始祖母”的传说,还可以上推到“天鹅始祖母”之前的母系氏族社会,但因天鹅母亲没有留下珍贵的姓名,而“巴尔虎代巴特尔”则成为留下姓名的第一个巴尔虎人,因此将巴尔虎人最早的历史踪迹定位于4000年前的父系氏族社会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3巴尔虎迁徙

巴尔虎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古称“拔野古”早在蒙古各部统一之前就屡见经传。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出土材料验证,漠北草原上的主要土著民族,在商周时是鬼方,在汉魏时是丁零,在十六国北朝时是高车,在隋唐时是铁勒。据考证:鬼方、丁零、高车、铁勒,均是同一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称谓。自从公元前3世纪起,拔野古(古巴尔虎人)等15个部落参加了一个被称为丁零的部落联合体(比部落联盟更低的一种联合)活动在北海(贝加尔湖)以南,独洛河(土刺河)以北一带后,在丁零、高车、铁勒等民族中始终能见到古巴尔虎人的影子。

古巴尔虎人自形成部落以来,就世代生活在贝加尔湖沿岸。贝加尔湖沿岸和黑龙江流域古代民族的起源,应追溯到旧石器晚期和扎赉诺尔人的时代,它是为北方和东北方民族起源准备基础的时代。从考古材料证明,早在旧石器晚期,大约在15000年前,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便已经有原始人类活动。当冰河时期结束,这里的气候是大陆性的,夏季炎热,冬季寒冷,空气干燥。在这种自然环境下生活,他们不断发展着自己征服自然的能力,狩猎已成为人们的主要生产活动。与此相适应,使用间接打制方法产生的各种石器和以石核为标志的压制石器开始出现了。

据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称:“早在公元前三世纪时,北海(贝加尔湖)以南,独洛河(土刺河)以北一带地方,有称为丁灵(丁零、丁令)的一个部落联合体(比部落联盟更低级的一种联合)。丁灵俗多乘高轮车,元魏时也称高车部。高车部有狄历、敕勒、铁勒等名称,与丁灵都是同一名称的音译。参加这个联合体的部落有袁纥、薛延陀、契芯、都播、骨利干、多览葛、仆固、拔野古、同罗、浑、思结、斛薛、奚结、阿跌、白翦凡十五部。”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史籍中,关于拔野古(即今之巴尔虎)最早的记载。

A:巴尔虎有文字可查的历史

在古巴尔虎人的故乡贝加尔湖以及水草丰美的呼伦贝尔草原,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这里就是许多游牧民族生息繁衍、倏来忽往的地方。匈奴、柔然、突厥、铁勒、回纥等族,他们都曾以这块地方为舞台,进行过长时期的历史性活动,创造了灿烂的草原文明。

匈奴、柔然、突厥、铁勒、回纥等族,先后在漠北草原上建立过著名的匈奴国家、柔然汗国、突厥汗国、薛延陀汗国和回纥汗国。这些草原帝国虽为不同民族所建,但它们在疆域和时间上前后相承,其盛衰兴亡颇有点类似中原汉族王朝的递禅更迭。匈奴国家存在了约300(公元前3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末),其后的柔然汗国、突厥汗国、薛延陀汗国和回纥汗国,除薛延陀汗国建国时间较短外,其余都分别延续了100200年之久。但是,匈奴、柔然和突厥,无论他们所建立的国家在历史上具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他们最初的发迹之地,并不在漠北的蒙古草原上,他们都是由于征服活动才来到蒙古草原的,他们的国家也是在征服了漠北草原上的民族之后才建立的。关于这一点,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是记载的比较清楚的。

在回纥汗国以前,匈奴、柔然、突厥等族所建的国家,都先后灭亡了,其人民也都离散或融合于其它民族之中,其在蒙古草原上的历史亦随着所建国家的灭亡而告终。而只有丁零、高车、铁勒始终居住在蒙古草原上,经历了匈奴国家、柔然汗国、突厥汗国的全部历史过程,表现了漠北蒙古草原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关系。

古巴尔虎人作为原蒙古人的一支,始终以原住居民的身份生活在贝加尔湖一带和呼伦贝尔地区,他们也始终处在异族的统治之下。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其间有无数次国家的兴亡、民族的消失,巴尔虎人失散了再聚集在一起,高举着“巴尔虎”这面旗帜,一直走到蒙古族的大统一,这一点也是中外历史上少见和难得的。

关于现代巴尔虎人是古代拔野古人的后裔,现在正得到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史学爱好者的认可。这种观点也得到了巴尔虎史学家的认同,如图布新尼玛在其所著的《巴尔虎部的由来》(蒙文)一书中,也是这样认为今天的巴尔虎与历史上的拔野古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

B:在蒙古统一之前的巴尔虎人

辽金时期的原蒙古人包括扎剌亦儿人、塔塔儿人、蔑儿乞人、八儿忽人、外剌人,但当时称为蒙古的只有尼鲁温蒙古和迭列列斤蒙古。

912世纪,居住在蒙古高原和贝加尔湖地区的原蒙古人经历了深浅不同的突厥化过程。巴尔虎人自从《隋书》记载其活动以来,长期受突厥、薛延陀、回纥、嘎吉斯等突厥语族的影响,并曾作为丁零、高车、铁勒部落中的一部分,与其他原蒙古人相比其突厥化程度是较深的。巴尔虎人在蒙古部兴起之前,受到较深的突厥化影响,并有可能通晓突厥语,但这并不能改变古巴尔虎人作为原蒙古人的一支的重要地位。

在公元12世纪蒙古族兴起的前夕,当时蒙古高原各部,从族属上来看;基本上是蒙古人和突厥人两种。在新版《蒙古族通史》中,将蒙古部之外的各部落分为“蒙古语系其他诸部”和“突厥语系诸部”:其中“蒙古语系其他诸部”中有扎剌亦儿部、塔塔儿部、蔑儿乞惕部、斡亦剌惕部以及巴儿忽、豁里、秃刺思、秃马惕四个部落,被统称巴儿忽惕部;“突厥语系诸部”则有克烈亦惕部、乃蛮部、汪古部等。

其实当时蒙古高原各部落使用的语言应该还有通古斯语。

各部落使用的语言无外乎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

原蒙古人最初均是以游猎为生的,后来才逐渐经营畜牧业。“可以不无根据地说,许多蒙古语族部落是从渔猎民转成牧人的。毫无疑义地属于蒙古语族的各个部落原来大都生活在额尔古纳流域和巴儿忽真森林地区。他们愈是向茫茫无边的蒙古草原推进,就愈学会畜牧业。”在蒙古语的畜牧业术语中突厥语借词特别多,原蒙古人正是从突厥和铁勒人那里学会了养羊,所以词汇中才会有这种反映。“原蒙古人最初并不懂得养羊,对捕鱼远比养羊熟悉。”学会畜牧业的过程也就是占有畜群的过程,而原来的畜群所有者和生产者有很大一部分是留在蒙古高原的突厥语族居民。他们同畜群一起落在原蒙古人手里之后,便逐渐融合在原蒙古人的氏族部落之中。蒙古人从山林地带进入蒙古高原的过程,不但是一个从狩猎转向畜牧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同当地突厥和铁勒人融合,后者同化于前者的过程。换句话讲,蒙古部兴起的过程,就是遍布突厥语族的蒙古高原蒙古化的过程。我们很难想象,曾经主要是突厥语族驻牧的蒙古高原,到蒙古部兴起迁来的时候已空无一人。蒙古语中的大量突厥语借词,蒙古人中浓厚的突厥化影响,草原上突厥语地名的保留等等,都说明有为数不少的突厥和铁勒人渗入了蒙古人之中。其后,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之前,蒙古各部就通过部落战争走上了部落联合的道路。在蒙古汗国建立后,又通过用新的千户制体系来分封人口,即将战败的部落瓜分到各千户,将原有的部落界线进一步打乱,这正是蒙古民族形成的开始。

蒙古民族的形成,其实就是蒙古高原上各部落蒙古化和游牧化的过程。蒙古化主要表现在语言上,即蒙古语成为草原上广泛使用的语言;游牧化则表现在经济形态上,即一批又一批的蒙古人离开森林转化为游牧人。要生存,要发展,要时刻步入新的天地,这是每一个充满活力的民族都渴望的境界,巴尔虎当然也不例外。要生存,就须万众一心;要发展,就须团结一致;要时刻步入新的天地,就须众志成城,蒙古各部落的统一正是适应了这种需求。

巴尔虎人由半狩猎半畜牧到最终完全经营畜牧业,与蒙古族其他部落相比较,其转变过程是相当缓慢的。1732年,清政府调拨索伦、达斡尔、陈巴尔虎等组建“索伦八旗”时,曾带来10万多头只牲畜。据《呼伦贝尔畜牧业》一书称:“这是自清初在呼伦贝尔草原上游牧的乌拉特等4部南迁之后,这一地区发现的第一批大量的畜群。从此,索伦、达斡尔、鄂伦春、巴尔虎蒙古等狩猎民族也彻底地完成了向游牧民族的转变。”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巴尔虎人直到1732年移居呼伦贝尔之后,才彻底地完成了由“林木中百姓”向“毡帐中百姓”的过渡,成为呼伦贝尔草原的真正主人。

C:巴尔虎与呼伦贝尔

呼伦贝尔是蒙古人的摇篮。在呼伦贝尔这个广阔的历史大舞台上,有很多北方少数民族都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如匈奴、突厥、鲜卑、铁勒、回纥、蒙古等等。自古以来,呼伦贝尔就曾是巴尔虎的传统牧地。自从1732年至1734年巴尔虎人大规模进入呼伦贝尔后,在长达270年的历史长河中,巴尔虎与呼伦贝尔结下了不解之缘。

鉴于巴尔虎与呼伦贝尔之间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人们很自然地将巴尔虎与呼伦贝尔之间划一等号,形成了“巴尔虎就是呼伦贝尔,呼伦贝尔就是巴尔虎”这样一种相互替代关系。因此,人们根据过去贝加尔湖一带又称“巴尔虎”和如今巴尔虎已成为呼伦贝尔的主要居民的事实,用“巴尔虎”一词来称呼大兴安岭以西的呼伦贝尔地区,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1732年和1734年,巴尔虎人分两次大规模地迁入呼伦贝尔后,形成了巴尔虎的主体在呼伦贝尔的历史。从此,巴尔虎便和呼伦贝尔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人们将先来的那部分巴尔虎人,即从布特哈地区移来的巴尔虎人称为“陈巴尔虎”;将后来的那部分巴尔虎人,即从喀尔喀地区移来的巴尔虎人称为“新巴尔虎”。从此,人们根据过去贝加尔湖东北部一带又称为“巴尔虎”,以及巴尔虎已成为呼伦贝尔主要居民的事实,便用“巴尔虎”一词来称呼大兴安岭以西的呼伦贝尔地区了。巴尔虎定居呼伦贝尔的历史,在巴尔虎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记得有一位诗人曾经写过:“所谓故乡,不过是我们祖先漂泊旅程中落脚的最后一站。”巴尔虎定居呼伦贝尔后,才彻底地结束了长期颠沛流离、居无常处的生活。从此,巴尔虎和呼伦贝尔草原的其他兄弟民族一起,以呼伦贝尔新主人的身份开始了长达270年的崭新生活。

呼伦贝尔是游牧民族的摇篮。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曾说:“呼伦贝尔不仅现在是内蒙古的一个最好的牧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最好的草原。这个草原一直是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游牧民族: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都是在这个摇篮里长大的,又都在这里度过了他们历史上的青春时代。”“假如整个内蒙古是游牧民族的历史舞台,那么这个草原就是这个历史舞台的后台。很多游牧民族都是在呼伦贝尔草原打扮好了,或者说是在这个草原里装备好了,然后才走出马门。当他们走出马门的时候,他们已经不仅是一群牧人,而且是有组织的全副武装的骑手、战士。”

虽然,从巴尔虎的发展史上来看,从贝加尔湖到呼伦贝尔之间,一直是巴尔虎人的传统牧地。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千百年来巴尔虎人都是来来往往,仿佛是呼伦贝尔草原上的一个匆匆过客。当270年前巴尔虎在呼伦贝尔驻足,再也不愿迁徙其它地方时,巴尔虎人才从内心深处感到呼伦贝尔确实是一块不该离去的宝地。在著名的《呼伦贝尔美》这首歌中这样唱到:“巍巍兴安岭,滚滚呼伦水。千里草原铺翡翠,天鹅飞来不想回。”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时至今日,呼伦贝尔仍是内蒙古,乃至全国最好的一个大牧场,这真是大自然恩赐给巴尔虎人的一块风水宝地。

巴尔虎人的迁徙路线

巴尔虎人的发祥地在贝加尔湖。如果说贝加尔湖是巴尔虎人的发祥地,那么呼伦贝尔则是巴尔虎人的第二故乡。

唐朝时拔野古人归“幽陵督都府”,其地在贝尔湖附近。

巴尔虎人在蒙古汗国及元朝时,仍居住在贝加尔湖一带。北元至清初,随着当时东、西蒙古两大集团的形成,巴尔虎人面临着自蒙古各部统一(即被编入千户)以来的第二次大离散的考验。

北元前期,巴尔虎的牧地也及不稳定,除在传统牧地贝加尔湖至呼伦湖贝尔一带游牧外,有时还随从属的封建领主参与更远的大游牧,如明初从呼伦贝尔至呼和浩特一带往返游牧,以及内蒙古西部至青海一带往返游牧。这样的大游牧最短的一个周期是一年,时间长的往往是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巴尔虎人从万历年间驻牧青海,到1634年,喀尔喀蒙古绰克台吉牧服永邵布四部,其间经历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从北元至清初,在这段时间内巴尔虎的主体几经周折,最后成为喀尔喀的属部。

在著名的噶尔丹之乱中,喀尔喀蒙古被迫南下内蒙古。这时有一部分巴尔虎人,即包括作为陈巴尔虎蒙古先人在内的一部分巴尔虎人,开始流入我国的东北辽宁、黑龙江等地。这部巴尔虎人,均因其加入满洲八旗而成为旗人,后来大都融入到满族之中。

u 巴尔虎离开巴儿古津

巴尔虎人居住的巴尔虎三旗,是中国、蒙古、俄罗斯三国交界的“金三角”地区,其中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分别同蒙古、俄罗斯接壤,陈巴尔虎旗隔额尔古纳河与俄罗斯相望。历史上,巴尔虎人曾在今俄罗斯及外蒙古境内居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至今,在俄罗斯及外蒙古境内仍生活有部分巴尔虎人,使巴尔虎成为蒙古族中一个名符其实的跨界部族。

1646——1647年。沙俄侵略军于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侵入贝加尔湖东岸后,见巴尔虎人多势众不敢胆大妄为,而采取了议价收购毛皮和勘探金银矿藏等温和狡诈手段逐步渗透,与当地居民的矛盾还没有达到激化程度。

1648——1653年。沙俄于1648年在巴尔虎地区强行建成了巴尔古津斯克城堡,作为“扩大殖民活动”基地,进而向当地居民强行征收赋税、还威逼他们接受沙皇俄国的统治。巴尔虎人虽然已经看出了沙俄侵略者的狼子野心,但这时还没有仓皇逃离原籍巴尔古津脱古木。

1654——1657年。到了1654年,沙俄侵略者终于完全占领了贝加尔湖东岸及尼布楚河流域。在此有恃无恐的前提下对巴尔虎人开始了发号施令,进行经济掠夺和野蛮奴役。至此,巴尔虎部落彻底看清了沙俄侵略者的狰狞面目,从而对其深恶痛绝、甚至“拼命抵抗侵略者”。

尤其是到了1658年,沙俄侵略者残酷压榨、野蛮奴役、摧残蹂躏巴尔虎人民已经到了疯狂程度。他们不仅对巴尔虎抢掠财物,进而奸淫劫掠青少年女子、劫持氏族头人和萨满, 扣押在巴尔古津斯克作人质。笔者在这里引征一则旁证材料:参与雅克萨战争的清朝监军统领郎谈,在攻破雅克萨城堡,救出人质后说:“罗刹(指沙俄)掳去索伦、巴尔呼等处男女一百六十余口,(解救后)尽皆遣回本地”(见清代鄂尔泰等编《八旗通志·郎谈传》)。史料还显示,沙俄侵略者在雅库茨克、涅尔琴斯克(尼布楚)、巴尔古津斯克等沙俄强行建立的其他城堡里也同样扣押了不少萨满、氏族头人和年轻妇女做人质。

在此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巴尔虎人激于义愤于1658年仲夏之际仓促“举行大起义”,在部落首领的带领下强攻巴尔古津斯克城堡,企图救出被劫持的众多人质。可是巴尔虎们的原始武器敌不过沙俄侵略军的新式火器,战场上虽然杀死了一些敌人,但自己却伤亡了许多同胞,损失惨重。由于起义失败,没有达到救出被扣押在巴尔古津斯克的氏族头人、萨满和青少年女子的目的。形势危急,为避免全军覆没,巴尔虎们不得不抛下起义死难烈士遗体,仓皇逃出巴尔古津脱古木原籍,冲破沙俄侵略军的围追堵截,跋山涉水,投奔到自己宗主国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因此,当时的车臣汗巴布(1655——1682年在位)念在同族和属部的情分上,收留了他们,并分散安置到所属封建领主们的草场上,受其管辖。

1658年(清顺治15年),自古以来游牧在贝加尔湖东岸崇奉萨满教的2000多户巴尔虎西支(今新巴尔虎),不堪忍受沙俄侵略者摧残蹂躏和野蛮奴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逃亡到自己宗主国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其结果不仅加重了车臣汗部的草场压力,更重要的是宗教信仰上发生了抵触(因为喇嘛教和萨满教的教规是水火不相容的)。所以在当时特殊环境和形势的逼迫下,巴尔虎西支只好委曲求全,于1658年以后短暂的几年里放弃了自己历来信奉的萨满教,先后都皈依到喇嘛教。在此前提下,巴尔虎们勉强在喀尔喀封建领主的草场上,伏首低眉地生活了七十六年。

1688年,在噶尔丹击溃外蒙古各部时,就有部分巴尔虎人被迫流亡俄境。《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居住在外蒙古的巴尔虎人曾多次越过新划定的中俄边境,想逃往他们的故土。当时俄方虽然根据条约中双方不准容留对方逃人的规定,将其中的多数予以遣返,但有时也寻找各种借口对少数逃往俄境的人予以庇护。如1695(康熙三十四年),旺扎勒属下鄂勒巴图尔宰桑所率的一佐领巴尔虎人,因避噶尔丹而流入俄境,后来又陆续收留到俄境省亲的巴尔虎人共40多名。清廷虽多次与俄方交涉,俄方仍不予理会。1721(康熙六十年)8月,外蒙古车臣汗部辅国公格勒克巴木丕尔旗下塔布囊班丹等率巴尔虎人761人叛逃俄罗斯,清廷理藩院多次向俄方催索。俄方以已入档册为借口,只将其中26人送回,其余的均留居俄罗斯。流入俄罗斯境内的巴尔虎人,后来都融合入俄罗斯境内的布里亚特人中。

u 巴尔虎离开外蒙古

喀尔喀系蒙古部落名,原泛指漠北蒙古,即今外蒙古。居东北的巴尔虎人的后裔和居呼伦贝尔的新、陈巴尔虎人,在康熙和雍正年间,均作为喀尔喀封建主的属部,在喀尔喀驻牧过一段时间,后来是因种种原因离开喀尔喀而分别迁往现驻地的。现在蒙古国境内仍有不少巴尔虎人,主要居住在东方省、中央省等地。巴尔虎在喀尔喀期间,曾被称为“喀尔喀巴尔虎”。

喀尔喀蒙古的分布地区,东起额尔古纳河,西至阿尔泰山,与厄鲁特蒙古邻接,南连漠南蒙古,北抵贝加尔湖。1687(康熙二十六年),沙俄侵略军占领楚库柏兴(今色楞格斯克)。喀尔喀蒙古因不堪以戈洛文为首的殖民军的劫掠和入侵,奋起反击,围攻已被俄军占领的楚库柏兴。侵略军被打得抱头鼠窜,退守孤城。正当喀尔喀蒙古的抗俄斗争进入高潮的关键时期,噶尔丹受戈洛文的挑唆与支持,借口喀尔喀的内乱侵入喀尔喀地区,使喀尔喀蒙古处于两面受敌的地位。

据有关史料记载:清初巴尔虎人不是作为一个完整的部落统属于喀尔喀,而是分属于喀尔喀各部中,其中大多数隶属车臣汗部,少数隶属土谢图汗部。这种局面的出现,是与沙俄入侵后贝加尔及在这一地区与外蒙势力的争夺直接有关系。17世纪40年代末,沙俄开始涉足后贝加尔。1648(顺治五年),沙俄在巴尔古津河口建立了侵略据点。在此之后建立了尼布楚、色楞格等几个据点,对当地布里亚特人和巴尔虎人进行残酷的镇压,强迫他们臣服于沙皇,交纳赋税。当时,由于各部落间的重新分化组合,布里亚特形成了较大的部落,其中也包括了巴尔虎部,俄国人把他们统称为“布里亚特人”。布里亚特人和巴尔虎人为了反抗沙俄的统治,他们不断地举行武装起义和集体逃亡,使“那些土地很快地变成了无人区”。1658年布里亚特人举行大起义,他们“带着财产,赶着牲畜,逃亡到喀尔喀人那边去了”。关于这一点,在俄罗斯人安·米·潘拉克托娃主编的《苏联通史》中也有记载:“住在安加拉河流域和贝加尔湖沿岸的布利亚特部落拼命抵抗入侵者。贝加尔湖沿岸的布利亚特人游牧到蒙古。”显然,由于沙俄的入侵,贝加尔湖沿岸的布里亚特等游牧民被迫移牧到了喀尔喀地区。这样喀尔喀蒙古便处在了抗俄的最前线。1686(康熙二十五年),由喀尔喀部土谢图汗之弟西第什哩(巴图尔)率领的一支4000人的军队,也加入贝加尔湖地区布里亚特蒙古族人民反抗沙俄的斗争行列,使沙俄在这一地区也处于被动的局面。

正当喀尔喀蒙古的抗俄斗争进入关键时期,噶尔丹利用喀尔喀蒙古内部的矛盾,于1688(康熙二十七年)突然抄袭了喀尔喀蒙古。张穆的《蒙古游牧记》记载:“噶尔丹向距和卜多地方,于本年二月间挚家游牧至八月内,至克鲁伦湖源处屯聚,随授阿喇卜滩台吉丹济喇丹津俄木布等,兵三千,渡克鲁伦河,掠喀尔喀纳木扎尔陀音及巴尔虎。”噶尔丹叛乱的结果,不但击溃了喀尔喀蒙古的抗俄力量,使巴尔虎不得不随喀尔喀蒙古南下内蒙古,而且造成了清政府北部边防的危机。

在这个外患内乱大动荡的年代里,巴尔虎人先是离开了世代生息的贝加尔湖沿岸,大部分成为喀尔喀蒙古的属民。后来,在喀尔喀蒙古举部南迁内蒙古的动荡时期,一部分巴尔虎与原喀尔喀封建领主脱离隶属关系,被编入满洲八旗,直接臣属清廷。其后,随着战乱的平息,大部分巴尔虎人又随原封建领主返回喀尔喀。1734年又大规模地离开喀尔喀,被清廷编入“新巴尔虎八旗”并驻防于呼伦贝尔。

巴尔虎人迁来呼伦贝尔的起因,是和雍正年间喀尔喀车臣汗各旗属下的巴尔虎人的叛逃事件有关。1730(雍正八年),额尔克台吉车布登兄弟、阿南达之孙延楚布多尔济和车臣汗乌默客再从兄弟沙克杜尔旗下的巴尔虎人联合逃往俄境,被遣返后,再次叛逃。1732(雍正十年),清军击败准噶尔部于额尔德尼召,车臣汗部骚动,又发生了多起叛逃事件。众所周知,从1692年巴尔虎随喀尔喀南迁内蒙古,其间除有一部分巴尔虎人被编入满洲八旗、察哈尔八旗外,大部分又随喀尔喀封建领主返回漠北。在内外蒙流离失所的这几年间,他们不但部众散失,而且大部分失去了生存的依托——畜群。因此,才不断发生巴尔虎部众在内外蒙交界处抢劫的事件。巴尔虎重返漠北后,他们自身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好转,于是才采取了集体逃亡等办法。

离开了喀尔喀向何处去,这是当时摆在巴尔虎人面前的一个难题。当时内蒙古秩序已趋稳定,各盟旗间牧民尚不许跨旗游牧,更不许收容逃亡者,因此内蒙古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无奈之下,这时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才跨界逃向了现在属于俄罗斯的故土。

跨界逃亡是要承担风险的,有时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从巴尔虎不断逃亡俄罗斯,到后来巴尔虎采取集体志愿入旗的形式来摆脱喀尔喀的控制这两件事情来看,当时巴尔虎与喀尔喀的关系是比较紧张的。巴尔虎急于摆脱寄人篱下的地位,喀尔喀又不愿意放弃对巴尔虎的控制,这种积怨还直接影响到以后两部边界纠纷的妥善处理。

巴尔虎人当年在离开居住多年的喀尔喀境内时,其心态是极其复杂的,因此才“忍不往热泪滚滚”。除了贝加尔湖以外,呼伦贝尔才是巴尔虎人生身的故土。因此他们才义无反顾地的迁徙,目的是奔向可爱的故乡。

巴尔虎由喀尔喀迁来呼伦贝尔并被编入“新巴尔虎八旗”,以及沿呼伦贝尔与喀尔喀交界处驻防后,巴尔虎人的身份和地位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因为这时巴尔虎与喀尔喀之间已经没有过去那样的从属关系了,两者的地位是平等的,均对上向清廷负责。自此之后,原呼伦贝尔与喀尔喀的边界,变成了巴尔虎与喀尔喀的边界。

正因为巴尔虎在喀尔喀期间,与喀尔喀封建领主之间的关系不融洽,才导致了巴尔虎逃离喀尔喀。也正是基于这种缘故,巴尔虎与喀尔喀的边界纠纷长期以来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伪满洲国时期,在今新巴尔虎左旗诺门罕布日德的哈拉哈河地区,曾围绕边界纠纷爆发了一场震惊中外的“诺门罕战争”。

u 3、在东北被编入八旗的巴尔虎人

巴尔虎随喀尔喀蒙古南下内蒙古等地后,一部分巴尔虎人没有随喀尔喀原封建领主返回漠北,而被清廷编入八旗。 巴尔虎人最初加入的均是满洲八旗,单设佐领。关于巴尔虎人编入满洲八旗的时间,有的专家认为是在1692(康熙三十一年)以后的事情。其实早在1688(康熙二十七年),就有巴尔虎人被编入满洲八旗了。到4年后,即1692(康熙三十一年),巴尔虎编入八旗的人数已相当可观了,并以分散编佐的形式驻防于各地。显然,巴尔虎人在随喀尔喀封建领主一起内迁后,当年便有一部分人脱离喀尔喀封建领主的控制而加入满洲八旗了。

将巴尔虎等北方少数民族部落编入八旗体制,无疑是为八旗补充了新鲜血液,同时又增强了驻防兵员,这是康熙帝的一大创举。当时,在各地驻防之巴尔虎都有自己的衙署和居住地,习俗和语言也稍异于索伦和其他蒙古族。因此,很容易被看成是分立于八旗之外的一旗或二旗,所以盛京下属县志有“九旗”驻防之记载。

清朝统治者成功地将东北边疆广阔地域内经济落后、组织涣散、民族成分复杂的土著民族聚集起来,统一管理,并改造成为八旗驻防的一支劲旅,对于巩固东北边疆,产生了深远影响。

黑龙江的巴尔虎旗人

黑龙江为今东三省之一,清时辖地包括今呼伦贝尔。据《黑龙江外记》称:“以齐齐哈尔为省会,而墨尔根、黑龙江、呼伦贝尔、布特哈、呼兰五城隶之。”清初,在黑龙江的巴尔虎旗人,主要驻防在齐齐哈尔、墨尔根、呼兰、布特哈等地。

据《黑龙江志略》记载:“巴尔虎,一作巴尔呼,归自蒙古有新旧之别。在齐齐哈尔者,旧巴尔虎也;在呼伦贝尔,新旧巴尔虎相间,而新者盛也。”这说明旺扎勒属下的巴尔虎人,即驻扎在齐齐哈尔、墨尔根等地的巴尔虎人,当系陈巴尔虎人。

马汝珩、马大正在《清代的边疆政策》一书中亦称黑龙江的巴尔虎属于陈巴尔虎。书中称:“1694(康熙三十二年)从俄国返回祖国的600户巴尔虎人,令驻黑龙江地区,将其中800余丁编为8佐领,4佐领驻防齐齐哈尔,4佐领屯垦于博尔多村地方(今黑龙江省讷河县 城南)。这部分巴尔虎人‘是巴尔虎第一次编旗,史称陈巴尔虎’。”

居黑龙江的巴尔虎人(呼伦贝尔除外),到清末时大多数已开始务农。这部分巴尔虎人因受其他民族的影响,同辽宁等地的巴尔虎人一样,已逐渐开始汉化,一部分还融合到满族等兄弟民族之中。

黑龙江的巴尔虎旗人,在清末民初,由于长期和满、汉等民族杂居,在生产和生活上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在生产上半耕打草、半牧半农;在语言上汉语很熟,说明他们在没有丢掉本民族语言的情况下,较熟练地掌握了当地通用的汉语;在宗教上,不信喇嘛教,仍信古代萨满教。与辽宁等地的巴尔虎旗人相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越往北,越靠近草原地带和离聚居的巴尔虎人越近,其汉化的程度越浅。

第二故乡呼伦贝尔

1732年(雍正十年),巴尔虎随索伦(鄂温克)等族从大兴安岭以东布特哈地区迁至呼伦贝尔牧区,共同组建索伦左右两翼八旗,其中左翼大部驻牧在今陈巴尔虎旗境内。1734年(雍正十二年),又有3000名巴尔虎人从喀尔喀车臣汗部迁至呼伦贝尔,故称早两年迁来的巴尔虎人为陈巴尔虎,后迁来的为新巴尔虎。

1、索伦八旗中的陈巴尔虎

编入“索伦八旗”的陈巴尔虎人,原居住在布特哈地区。过去有很多人一听“布特哈”这几个字,便以为是居住在过去的布特哈旗(今扎兰屯市)。其实陈巴尔虎人当时居住的地方应以嫩江边上的齐齐哈尔为中心,布特哈旗(今扎兰屯市)一带系他们的巡防地。

1732(雍正十年),陈巴尔虎人被编入“索伦八旗”,并同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一起进驻呼伦贝尔。因为当时呼伦贝尔一带的中俄边境处于有边无守的状况,组建“索伦八旗”首要的任务就是加强中俄边境呼伦贝尔段的防务。因此,可以将陈巴尔虎人视为呼伦贝尔的第一批戍边人。索伦八旗系“索伦左右两翼八旗”的简称,亦称“呼伦贝尔八旗”。索伦八旗的驻防地,大约与今鄂温克族自治旗和陈巴尔虎旗现辖区相同。“索伦左右两翼八旗”指左翼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及右翼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陈巴尔虎人当时主要编入镶白旗2个苏木和正蓝旗3个苏木,1919年时单独建立陈巴尔虎旗。

在清代,随着中俄两国《尼布楚条约》、《布连斯奇条约》、《阿巴哈依图界约》和《恰克图界约》的签定,本来属于内陆地区的呼伦贝尔一下子便与俄罗斯隔额尔古纳河为界,成为祖国北部边疆的前沿地区。

17世纪初,清政府在统一东北的过程中,将原居住在贝加尔湖以东直至呼伦贝尔的蒙古诸部南下迁入内地后,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上曾一度无人畜活动。

1630年和1633年,居住在呼伦贝尔地区的阿鲁科尔沁和乌拉特、四子、茂明安部先后归服后金。1635年前后,按照后金政权的指令,生活在岭西的乌拉特、四子、茂明安三部陆续向西南迁移至乌兰察布草原,阿鲁科尔沁部迁往今赤峰市。现在看来,这显然是清朝政府当年的一个重大失策。当年沙俄越过乌拉尔山,沿贝加尔湖向我逼近时,清政府不应将原驻牧在这一地区的蒙古诸部内迁,使呼伦贝尔成为人为地造成北部边防的空虚。这一点,恐怕也是清政府没有预料到的一个决策上的重大失误。

这个决策上的重大失误,显然也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历史后果。

反思历史,中国人的国界观念要比欧洲人落后200多年。呼伦贝尔成为“空旷无人”之地,主要有两层原因:一是在沙俄不断武力向东扩张的压力下,黑龙江以北地区各少数民族本来人口就稀少,生产和自卫能力均属薄弱,当他们向中央政府求援时,清廷则回应他们鼓励他们向内地迁徙,使这些地方成为“无人区”;二是关内一向人口稠密,具有向外移民的巨大潜力,但当时清廷设置柳条边不容许向关外移民,造成了边防严重空虚的现状。

针对呼伦贝尔一带中俄边境线上“有边无防”的实际情况,清政府于1727(雍正五年),在额尔古纳河南岸我方边界上设卡伦(边防哨所)12。这12处卡伦是珠尔特依、西巴日布拉格、巴音珠日和、敖育勒格奇、巴雅斯胡郎图温都尔、巴特尔胡硕、呼和道布、额尔敦陶鲁盖、孟和西里、阿巴该图、苏克特依、察干敖拉。“以上十二卡,每三个各派官一员,兵三十名,轮流更换,坐守巡查。”同时建立了“定期巡边”制度,以补卡伦驻防点少线长的不足。

随着卡伦的建立和巡边制度的实行,清政府最后确定了“驻兵永戍”政策。1731(雍正九年),卓尔海升任黑龙江将军后,便把注意力转向了呼伦贝尔这一边防要地。

根据达巴哈、博尔本察二人的报告,黑龙江将军卓尔海于1732(雍正十年)416日启奏,清政府军机各大臣磋商后,于515日予以批复。

为了组建驻防呼伦贝尔的“索伦八旗”的兵丁,卓尔海等前往布特哈地区,挑选索伦壮丁1636名、达斡尔壮丁730名、巴尔虎壮丁275名、鄂伦春壮丁350名,还有连同该丁家属不能分离而未经测丁的男子及闲散老弱共796名,迁往呼伦贝尔。1732年春末夏初,达巴哈、博尔本察二人奉命带领以上3796人,告别了亲人,驱赶着牲畜,翻山越岭,来到了呼伦贝尔草原。因此,上世纪初编写的《呼伦贝尔志略》称卓尔海为“经营呼伦贝尔之第一人。

从此之后,巴尔虎与索伦、达斡尔等兄弟民族一起,开始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开创着开发呼伦贝尔的大业,也承担起保卫祖国北部边疆的历史重任。

索伦八旗及其后的新巴尔虎八旗的组建形式及驻防地,均是按满洲八旗制的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的。索伦八旗在呼伦贝尔草原上,是以呼伦城(海拉尔)为中心,按旗色向不同的方位驻牧。

陈巴尔虎人被编入索伦八旗后,主要驻牧在镶白旗和正蓝旗境内。“1919(民国八年),呼伦贝尔副都统公署令各旗陈巴尔虎自立一翼两旗。在副都统的直接指令下,管理自己的旗署建设。”陈巴尔虎脱离索伦左翼后,按照八旗旧制单设“一翼两旗”,两旗称“陈巴尔虎镶白旗”和“陈巴尔虎正蓝旗”,下辖12个佐。从此陈巴尔虎从“索伦”这个泛称中脱颖而出,正式将“陈巴尔虎”做为了旗名。

1919年是陈巴尔虎人历史发展中的关键一年,根据档案材料记载,可以将这一年视为陈巴尔虎单独建旗之始,但还不等于成立了“陈巴尔虎旗”。其实,当时仍在沿袭八旗旧制,成立的是“陈巴尔虎镶白旗”和“陈巴尔虎正蓝旗”。在1932年伪兴安北省成立后,陈巴尔虎“一翼两旗”才真正变为“陈巴尔虎旗”。1932年,陈巴尔虎旗有了首任旗长彭楚克。在此之前,呼伦贝尔境内各旗也均没有旗长之称,而是按照八旗旧制的官位设置,分别称总管和副总管。

2、新巴尔虎八旗

1733(雍正十一年),从属于喀尔喀车臣汗部贝子杨其布道尔吉旗下的巴尔虎,在巴尔虎管理章京车楞和都古尔带领下,前往额尔德尼召军营服役。行前,杨其布道尔吉不但不接见这部分巴尔虎人并对他们加以辱骂,引起巴尔虎部众的极大愤恨。

巴尔虎人到达额尔德尼召军营后,在车楞和都古尔的带动下,以巴尔虎各姓氏的名义一起向清廷请求加入清八旗,获得批准。“由于当时中央对喀尔喀的控制尚很薄弱,喀尔喀知道巴尔虎要移走后,曾设法阻挠不让巴尔虎移走。据一些新巴尔虎老人传说,当年巴尔虎们为了顺利到达呼伦贝尔牧地,在布仁汗山阳坡,召开了绝密会议(议定暗号让巴尔虎部众封好叫驼嘴,烤好叫犬屁),然后商定好日期,一夜之间,沿克鲁伦河悄悄地出了喀尔喀境。”

1734(雍正十二年)7月,共有2984名巴尔虎兵丁及家属迁往呼伦贝尔。按索伦兵制,将其中的2400人编为两翼八旗。左翼四旗(镶黄、正白、镶白、正蓝)驻牧于哈拉哈河、乌尔逊河、呼伦湖东岸及海拉尔河下游两岸;右翼四旗(正黄、正红、镶红、镶蓝)驻牧于贝尔湖北岸、乌尔逊河和呼伦湖西岸及克鲁伦河下游两岸。同年911日,管理喀尔喀车臣汗部的大臣扎格丹上奏折谓:“请为新迁来呼伦贝尔之巴尔虎部众委以职官,按索伦兵制教习骑射战阵之技,分编旗佐,亦按索伦官兵之例等给旗帜并弓、箭、马刀等军械。待有重要官职之缺,由统辖呼伦贝尔兵马之大臣上奏请旨后委任。现从新巴尔虎可充披甲之2984名丁员中选用2400人为披甲,余者可照料家庭并放养牲畜。2400名披甲分为40佐,按索伦兵制,任命都古尔为左翼总管,车楞为右翼总管。这左右两翼八旗所属的巴尔虎,后来演变为今新巴尔虎左、右两旗的新巴尔虎蒙古人。

将这两翼八旗的巴尔虎人,称为“新巴尔虎”,主要是含新来和新编入旗之意。另外,在这部分从车臣汗部移来的巴尔虎之前冠以“新”字,主要是为了与呼伦贝尔原有的巴尔虎,即1732年从布特哈移来的陈巴尔虎相区别。从此以后,在呼伦贝尔始有“新巴尔虎”与“陈巴尔虎”之称。

3、呼伦贝尔旗制

呼伦贝尔的“索伦八旗”及“新巴尔虎八旗”,属于哪种旗制?大多数人认为它不同于盟旗制度下的旗,是总管旗,但又与八旗制度下的旗有区别。我们知道“新巴尔虎八旗”是按索伦兵制建立起来的,在分旗编佐时,均亦按索伦官兵之例发给旗帜并弓、箭、马刀等军械。官兵俸禄亦按索伦之例,给职官发半俸、领催每月发饷银2两、披甲每人每月发饷银1两。官兵的主要任务也是按索伦之例,分派驻守卡伦并承担有关差役。在《黑龙江志稿》中,亦认为“索伦八旗”与“新巴尔虎八旗”实行的是同一种兵制。《黑龙江志稿》称:“雍正十二年,呼伦贝尔新移索伦兵丁每一佐领设领催六名,披甲五十四名。十二年,新巴尔虎驻防呼伦贝尔,亦照此编制。”认为巴尔虎不属于八旗兵的依据,主要来自魏源的《圣武记》。魏源称:“唯东三省及新疆驻防,则于满洲、蒙古八旗外,又别出索伦兵、锡伯兵、达瑚尔兵、巴尔虎兵、察哈尔兵、额鲁特兵,皆打牲游牧部落之臣服较后者,故别编佐领,不列入八旗焉。”我们知道,“旗兵之制,根于佐领,”这些“别编佐领、不列入八旗”的“巴尔虎兵”,显然是被排在“八旗”这样的正规部队之外了。

被编入“索伦八旗”和“新巴尔虎八旗”的巴尔虎人,虽然不属于正规的“八旗”序列,但在名称上能冠以“八旗”字样,这终究比其他人显得更能靠近“八旗”。《清代八旗驻防研究》一书则将“巴尔虎八旗”,看作是戎卫北疆的准军事部队。“他们与‘正规’八旗官兵的区别,就在于食半俸半饷而不完全靠朝廷豢养为生。”陈芳芝在《东北史探讨》一书中,提出了“自治者与非自治者”两个概念,并将巴尔虎列入非自治者行列。

总管旗,亦称游牧八旗。游牧八旗曾因反抗过或无功于清朝,故不设札萨克,不设盟,也无世袭封爵(个别世袭佐领除外),直属该地区的都统、大臣和将军,并统于理藩院。“清廷对内属旗控制很严,政治待遇低,给予权利也少。”正如魏源所说:内属旗“官不得世袭,事不得自专。与各札萨克君国子民者不同。”

巴尔虎人中原没有王公贵族,只有少数的世袭佐领,享有封建特权。这一点与内外蒙的其他蒙古族部落均有所不同我们知道“索伦八旗”或“新巴尔虎八旗”均不属盟旗制度下的旗,也没有“札萨克、台吉或塔布囊”等称号,应属“非自治部落”。事实上,“索伦八旗”和“新巴尔虎八旗”皆归清廷直属的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直接管理,并归黑龙江将军节制。按今天通俗的话来讲,当时的呼伦贝尔与今天的计划单列市有些相似,属于享受副省级待遇。引人注目的是巴尔虎部众食半俸半饷,显然又不是普通的牧民。

从清朝末年,经历了中华民国,直到伪满洲国,这种变通的旗制在呼伦贝尔又将八旗组织保存了几十年,这在其他地方也是极其难见的一种特殊现象。

193231日,伪满洲国成立。30日,公布了《兴安省官制》,伪兴安北省辖今呼伦贝尔市岭西地区,省长凌升。同年627日,自伪满洲国公布《兴安省官制》后,撤消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和海拉尔市政筹备处及呼伦、胪滨、室韦、奇乾等县,废止索伦八旗制,索伦左翼四旗改称索伦左翼旗、索伦右翼四旗改称索伦右翼旗;新巴尔虎左翼四旗和新巴尔虎右翼四旗改称新巴尔虎左翼旗、新巴尔虎右翼旗。

由于过去的“新巴尔虎八旗”是依照索伦兵制建立起来的,因此,废除了“索伦八旗”就等废除了“新巴尔虎八旗”。至此,呼伦贝尔的八旗制从名义上彻底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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